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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家人看病，四小时挂不上号。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对于“怒斥号贩子”事件，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表示，这说明我国医疗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黄洁夫告诉记者，自己也曾经遇到过“号贩子”问题。“我女儿带我外孙去儿童医院看病，用了4个小时也挂不上号，我女儿都哭了。我女儿最后说‘我Daddy是谁谁谁’，人家才照顾她，给她挂上号。”黄洁夫说，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企业家、领导干部找他挂号，这充分说明了老百姓挂号有多难。（3月9日《京华时报》）

　　严格来说，黄洁夫的此番发言其实是“自曝家丑”。首先，他的家人在以普通病人身份看病挂不上号之后，抬出他这位高官父亲来，最终获得了照顾。虽然将其定性为“以权谋私”有点夸张，但最起码并不那么合乎相关规定和流程，同时也对其他苦苦排队、没有高官父亲的患者不公平。此外，更是曝出了黄洁夫曾经工作过并担任主要领导的卫生领域存在的诸多痼疾。除了他所说的医疗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老百姓挂号很难之外，还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就是特殊人群（比如官员及其家人）常能享受特殊待遇，占有了较多的医疗资源；医疗机构的制度执行缺乏刚性，自由裁量权较大，想照顾谁，谁就能挂上号；不搭理谁，谁就只能干瞪眼，哭都没有用。

　　以上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对黄洁夫的发言抠字眼、求全责备的意思。毕竟，能够开诚布公地将这些事情说出来，已属难能可贵，更是履行委员职责、直面问题的体现。并且，在医疗领域整体情况并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现状下，对某个个例过度苛责并不理性，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但无论如何，官员家人看病“我Daddy是谁谁谁”很好使的现象，却还是难免引发公众对医疗公平的反思。

　　其实，类似例子此前早有媒体报道。曾几何时，广东省卫生厅要求有条件的医疗卫生单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患者身份，从首道程序开始，看一次病或办一次事。干部代表纷纷对过程“吐槽”：医生把病人当成东西、医生大呼小叫、从挂号到离开1小时20分看病却只有3分钟、近四成处方不合格……官员看病为啥“反应强烈”？我推测，一是他们平时没去过医院，不知道医院的环境和服务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二是他们去过医院，但并非是以“普通患者”的身份，而是以“官员”的身份去的，因此享受到了与普通人截然相反的待遇，甚至连队都不用排，直接就走了“绿色通道”。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点小病小灾呢。即使自己不生病，难道家人也从不生病？

　　《中国经营报》也曾刊载过一篇题为《医疗特权是一种关乎生死的特权》的文章，其中写道：“看病贵，看病难，这已经是困扰中国人数十年的大事。但这要看对谁而言。一方面，老百姓得病住院治疗，一床难求，挂一个名专家的号，也是一号难求。得一个大病，沉重的医疗费用总要毁掉一个家庭，使其坠入赤贫的深渊。但另一方面，对某一部分人来说，得病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景象：这里如同星级宾馆，有当地最好的医生治疗，有医院最好的护理人员护理，用最好的药品和最好的器械设备。在这个地方看病的人物，直把病房当成自己的家。他们的医疗费用是全部免费的。这个地方叫做高干病房，这里的常客叫做高干。”文章同时指出，“那些费用全免的群体更是浪费的大户。公费医疗成为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而且对社会公平性造成巨大的腐蚀，因此，国家医改方向也是逐步取消公费医疗，将公职人员的公费医疗合并到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制度中。”

　　综合上述信息，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或者说是启示）：其一，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有些地方甚至愈演愈烈；其二，一些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亟待提高，一些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培训有待加强；其三，医疗不公问题跟教育等其他领域的痼疾一样，亟需解决；其四，官员需要多下下基层，多掌握实际情况和第一手资料；其五，医疗体制改革，或许只有与反特权和反腐败结合起来，方能突破瓶颈，早日走向公平、公正。

　　文/乔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