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喷嚏测吉凶 最精准的打喷嚏预兆
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
瘟疫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最古老敌人。人类与疫病的对抗,贯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中,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在中国战“疫”史上添上了重重一笔。同时,中国的经验正在与世界各国分享,为人类的战“疫”斗争积累经验。
(一)
天津中医学院王玉兴教授2003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疫情年表》统计,自公元前674年至1911年的2585年间,史料记载共有356年发生过疫情,平均每7年多就会暴发疫情。
我国最早的疫情记载见于《春秋》,鲁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齐大灾”。那年夏天,齐国发生了疠疫,并波及到鲁国,所以鲁国的史官记了一笔。
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古代的疾疫史,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疾年”的记载,即指瘟疫。商朝,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很有限,常以占卜问吉凶。比如,有卜辞为“其延”“不延”,意为疾疫“会不会蔓延”;还有卜辞“王不疫”,意为“王会不会染上瘟疫”。
2010年,内蒙古通辽市发现距今5000多年以前的哈民忙哈遗址,遗址因发现大量集中出土的人骨而轰动。最集中的一处房址里,清理出的人骨不少于97具,分属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房址还有被焚烧的迹象。考古学家推测,很可能是发生了一场严重瘟疫,夺走了部落里大量人口的性命,剩下的人将他们仓促堆积、草草焚烧后迅速撤离。
不论推测是否属实,瘟疫自古以来就与人类相伴是不争的事实。《周礼·天官》中说:“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漱上气疾。”描述了古代常见的一些传染病。
在与瘟疫展开旷日持久的斗争中,中国古人一直在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方法、积累经验。商代,虽主要靠巫、卜问病,但实际上已有针刺、灸疗等治疗手段的应用。甲骨文中还有“亡入,疾”的记载,或为最早的“隔离”措施。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大批竹简,经保护整理,总数有1155枚,残片80片。其中以法律文书居多,反映了秦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其中就记述了这样的案例:
某地里典“甲”,送来他辖区内的一个人 “丙”,向上级报告怀疑为“疠”(麻风病)。上级官员讯问,“丙”陈述自己3岁时患有疮疡,眉毛脱落,不清楚得了什么病,没犯过其他事。
又让医生“丁”诊断。“丁”说:“丙”没有眉毛,鼻梁断了,鼻腔已坏,探刺鼻孔,不打喷嚏。肘、膝……两脚不能正常行走,并有溃烂,手上没有汗毛。叫他呼喊,声音嘶哑。确诊是麻风病。
睡虎地秦简中还有一个案例:“甲”正在接受“城旦”(筑城)的刑罚,服刑还没有结束,得了麻风病,问该如何处置?回答是“当迁疠所处之”。
可见,秦朝法律文书中不仅有对麻风病症状的详细记载,而且已经有专门的隔离场所“疠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钟南山院士立即指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隔离是最有效的手段。他说,这是最原始的防控办法,但对已经确诊的病人进行有效隔离,减少接触,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仍是最重要的手段。
“疠所”隔离的措施,一直为中国历代应对疫病时所采用。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瘟疫伴随严重的旱灾和蝗灾而来,“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意味着朝廷征用空置的房舍,设为临时隔离地点,专收疫病患者,并给予医药治疗。
医护人员为新冠肺炎患者实施中医穴位敷贴治疗 沈伯韩/摄
(二)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全面介入、深度参与救治工作,成为疫情防控的一大亮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提供的数据,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91.5%使用了中医药。临床疗效观察,中医药总体有效率达90%以上。
一些重要的中药方剂受到关注,比如清肺排毒方、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等。这些方剂和成药,或来自中国传统医方,或根据传统方剂研制而成,在新冠肺炎的治疗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为古代抗击重大疫病事件提供了支撑。
东汉南阳人张仲景,被后人尊为“医圣”。张仲景成为一代名医,与一场连年疾疫大有关系。东汉末年,瘟疾流行。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南阳疾疫不断,张仲景家族向为大族,有200余人,不到10年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张仲景将伤寒病归结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大证候,各有一些较为突出的临床症状,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又有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针对不同病症施用不同之法,定下了中医的诊疗规范。
他的很多方剂至今被人们广泛使用。比如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等感染性疾病的“白虎汤”、治疗风热袭肺的“麻杏石甘汤”等。这些药方为中国历朝历代控制和治疗瘟病作出了贡献。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用到的金花清感颗粒,就是在《伤寒杂病论》“麻杏石甘汤”和清代《温病条辨》“银翘散”两个方子基础上合方组成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介绍,临床研究表明,金花清感颗粒治疗新冠肺炎轻型和普通型患者,转重症的比例下降了2/3,退热时间缩短了1.5天,同时反映免疫功能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计数和淋巴细胞计数有显著改善。
除了《伤寒杂病论》,历史上大量中医药文献对各类传染性疾病提出防治方案。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里,就记述了天花、狂犬病、恙虫病等疫疾的治疗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从书中治疗寒热诸疟的方法获取灵感,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提取青蒿素,有效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
《肘后备急方》中对狂犬病的治疗,有一个方法是杀掉咬人的狂犬,“取脑敷之”。这被认为是原始的免疫治疗思想。19世纪下半叶,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通过采集病死动物的脊髓,研制出了狂犬病疫苗。
天花是一种古老而凶险的传染病,曾经广泛肆虐。我国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即采集天花病人的疱浆,阴干后吹入未患病者的鼻孔里,接种上痘苗,就不会再感染。18世纪,人痘接种术传至欧洲。其时,欧洲已有4000万人被天花夺去生命。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在人痘接种法基础上,成功创造了牛痘接种术。
后来,以“牛痘”为基础,研制出了天花疫苗。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彻底消灭天花。中国为全球传染病防治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专门有一封《谈种痘》的信,他写道:“这是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3月12日,石家庄市中医院大夫(中)正在为社区居民测量血压 梁子栋/摄
(三)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这首《元日》,描绘了中国传统新年的热闹、欢乐、祥和景象。诗中的爆竹、屠苏、桃符,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标志性符号,也是人们驱邪避疫、祛病除灾的寄托。
在与瘟疫的长期斗争中,人们早已经将祛灾避疫融入了日常生活,成为文明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样的符号有很多,反映出老百姓与疫病相斗争的传统,也饱含着中国人民防疾抗疫的独有智慧。
“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茸茸淡着衣”。每逢端午时节,一些地方家家户户采艾草扎艾虎,插在门头上,别在窗棂里,“千门万户悬菖艾,出城十里闻药香”。人们还纷纷薰艾烟、泡艾澡、饮艾酒,以避瘟疫之气。
早在商周时期,以艾为原料进行灸疗的办法已经出现,与针刺法并行。春秋战国时期更加盛行。《诗经·采葛》中就有“彼采艾兮”这样的诗句。如今,艾叶不仅是一味传统中药,而且早已成为一种祛病避瘟的文化象征。
几千年抗击瘟疫的历史,不仅为中医治疗疫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让中医药文化成为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它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阐明其间的关系,并将生理、病理、诊断、用药、治疗、预防等问题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整体观念和独特理论。”(《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实际上,中医药不只是用药物或其他方式来控制疾病,而且是通过整体观念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改变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黄帝内经》认为,人生病的原因主要源于“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劳伤”等方面,即外部自然环境的影响、自身情绪的异常变化以及卫生保健方面的失误,所以强调了“治未病”的预防为主思想和辨证论治的诊疗理念。
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千金方》被誉为中国古代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他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熏药消毒等预防控制的方法。
他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特别强调生命的价值。他将儒、道、佛诸家养生思想与中医理论相结合,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更主张“常习不唾地”“食毕当漱口数过”“食毕当行步踌躇”等健康生活理念。
明末崇祯年间,瘟疫频繁发生。时有名医吴有性,见一些医家用治疗伤寒的方法医治,并不见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医愈乱”。他感叹“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古册之遗忘也”,于是潜心钻研,认真总结,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吴有性所著《温疫论》,堪称中国古代瘟疫学的集大成之作,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瘟疫学体系。当时人们还没有病毒、细菌的概念,“异气”入侵对疫疾作出了新的解释。
在应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过程中,中医专家强调提高人体正气,可以使用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的健身方法,也可以选择提高正气、药食同源的中药产品,增强免疫力,这正是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思想体现。(刊于《半月谈内部版》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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